激發結構性潛能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2020-11-02 08:19:00來源：中國證券報

□本報記者李剛

深化要素市場改革

中國證券報：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和國內外復雜嚴峻的環境，前三季度國內經濟增速由降轉升，經濟運行持續穩定恢復。如何看待當前國內經濟的表現？

劉世錦：前三季度中國經濟表現總體符合預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壓力測試”下，也出現了一些超預期的亮點，主要是出口行業迅速恢復，這也再次證明我國出口行業能夠經受住大的考驗；國內需求側近期逐步回升，但能否恢復到疫情之前的狀態，仍需要繼續觀察。

在國內經濟復蘇過程中，宏觀調控政策的“度”把握得比較好，既保持了充足的流動性，也沒有搞“大水漫灌”。在危機中釋放流動性，以保持流動性不中斷，這是一種“生存性的放松”；當生存問題大體解決之后，增發貨幣的流向值得關注。目前國內疫情雖未完全消除，但經濟已經逐步恢復、進入常規增長軌道，因此宏觀調控政策應相應調整，回到常態。當然，就目前經濟形勢來看，政策不宜明顯收緊，要注重防止泡沫、資金流向等問題。

中國證券報：“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如何理解這一提法?

劉世錦：中央進行這一戰略部署，既與國際經濟環境變化有關，更重要的是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內在要求。當前的內循環將會有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在目前國內外復雜的形勢下，要正確認識和理解這一提法，不能有誤解。

提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并不意味著對外開放的后退，更不是關起門來自給自足。我們需要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種開放是適應不同國家、地區市場變化的開放；適應開放程度周期性變化的開放；更有韌性和彈性、更具有抗沖擊性的開放；基于負面清單的制度規則型開放；能夠維護和引領全球化長期發展的開放。

推動這樣的開放，國內大循環才能富有成效。反過來說，國內大循環搞好了，將有利于參與國際循環，提升國際競爭力。簡單地說，我們所要的雙循環，是“開放型的國內循環”和“內需為主型的國際循環”，或者說是“開放的、內需為主的國內國際雙循環”。

中國證券報：推進“雙循環”是否意味著又一次深層次改革？

劉世錦：“雙循環”要能循環起來，循環得有成效，關鍵是要“通”。不通則痛，要找準痛點。現實循環中的痛點主要是要素市場發展滯后，重點是深化以打通要素市場為主的改革。改革就是體制機制政策的創新，需要調動社會各個方面去參與、去試驗，好的體制機制政策在這個試錯過程中才能脫穎而出。

我們經常講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頂層設計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指方向，向東還是向西，方向不能走偏；二是劃底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何種體制機制政策符合實際、管用有效，還是要靠基層試驗，靠地方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去試，通過試錯找到對的東西。

中國經濟進入中速穩定增長期，要實現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哪些行業、哪些地方能夠率先突破，哪種辦法切實管用，也是有不確定性的。頂層設計要求過這樣一條新的河流，從此岸到達彼岸，但具體如何過河，還是要靠基層試驗，也就是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說摸著石頭過河，是因為在改革開放發展中總是要面對大量未知和不確定的因素，不同時期要過不同的河流，并非只過一條河就可以了。改革開始時看到的是一片茫茫水面，可行的辦法是把水面劃分為100個方格，逐個試錯。如果只有一個主體去試，需要很長時間，十個主體去試，時間只需十分之一，一百個主體去試，時間就更短了。

發揮基層積極性創造性

中國證券報：在改革過程中，政府部門應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

劉世錦：對于政府的作用，需要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以區分。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經濟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角色差別較大。中央政府在國家安全、發展共識、宏觀經濟穩定、全國統一市場、全國性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而地方政府則致力于經營自己管轄范圍內的各種不可移動資源，硬的如基礎設施，軟的如營商環境，還要直接介入招商引資，通過有競爭力的不可移動資源去吸引企業這樣的可移動資源。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得好，是由于地方政府經營的不可移動資源與企業經營的可移動資源形成了高效互補效應。

換個角度說，企業面對市場競爭、開展創新，要以大量精力去應對不確定性。而政府經營好不可移動資源，是在減少不確定性。在企業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就可以把主要精力分配到市場競爭和創新活動上。這就是好的發展環境的含義。反之，發展環境差，政府經營的不可移動資源問題多，如基礎設施短缺、營商環境不穩，不僅不能減少反而增加不確定性，企業不得不抽出大量精力加以對付，能夠用在市場競爭和創新的精力相應減少，市場活力和競爭力必然下降。

中國證券報：調動基層的積極性、創造性的著力點在哪里？

劉世錦：調動地方基層的積極性、創造性，基本的一條，就是要把具備企業家精神的人才推到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的領導崗位上去。有了這樣一批人，加上地方之間的競爭，許多意想不到的好東西就會冒出來。

所謂企業家精神，本質上是創新精神，指能夠對要素進行重新組合的眼界、膽略和技巧。企業家精神并非企業領導者固有，包括政府在內的各類組織領導者應該也能夠擁有。當然，企業領導者也不一定都是企業家，有的只是循規蹈矩乃至平庸的管理者。

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是地方競爭，這是傳統的政府科層組織與市場經濟相遇后的產物，或者說是改革前初始條件與改革開始后引入新要素相互融合的產物。有些地方發展得快且好，是因為當地領導者具有企業家精神，在政府機構形成了有效的激勵機制，敢于并善于重新組合當地各種不可移動的要素，也就是想干事、敢干事，而且能干成事。

“1+3+2”結構性潛能框架

中國證券報：在加快形成新格局過程中，您此前提出“結構性潛能”應擔當主角，其具體內容是什么？

劉世錦：我所說的結構性潛能，是指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經濟體，在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的發展潛能。具體包括追趕或跟跑的潛能，以及新涌現的潛能，即與發達經濟體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領跑的潛能，主要是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

為此，我認為應形成一個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為龍頭，以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為主體、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的“1+3+2”結構性潛能框架。“1+3+2”結構性潛能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

“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3”是指現階段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2”是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是橫向的、對全社會各領域都會發生影響的要素。“兩翼”是指全球范圍的新潛能。根據我國目前的發展態勢和基礎條件，大概率能在這“兩翼”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中國證券報：當前應從哪些方面著手，盡快實現“一個龍頭”引領？

劉世錦：我認為當前要著重推動兩方面改革。一是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創造條件讓宅基地有序流轉。二是要推動空間規劃和公共資源配置改革。空間規劃（包括城市規劃）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尊重人口流動的市場信號。

在這一個過程中，改革就是要理順關系，理順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同的矛盾問題，要用不同的體制機制政策應對，用經濟學的觀點說，就是要成本低、預期穩且可持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用法律的、經濟的和必要的行政辦法。有的問題要用法律辦法，如產權保護；有的問題要用市場機制辦法，如價格調節；還有的問題，如應對突發事件，較多的要用行政性辦法。容易出現的傾向，是不適當地倚重行政性辦法，這樣層層加碼、形式主義，就容易走極端。

中國證券報：對于“補足三大短板”，可以推出哪些有針對性的措施？

劉世錦：具體來說，首先，對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信、金融等在內的基礎產業領域，在放寬準入、促進競爭上，要有一些標志性的大動作。比如，石油天然氣行業，上中下游全鏈條放寬準入，放開進口；通信行業，允許設立一兩家由民營資本或包括國有資本在內的行業外資本投資的基礎電信運營商。這樣的改革既可以帶動有效投資，更重要的是降低實體經濟和全社會生產生活的基礎性成本。

其次，加強公共產品供給體系的改革和建設，在“保基本”基礎上，將重點轉向人力資本“提素質”。把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另一個重要戰略，應該特別強調把消費能力轉化成生產和創新能力。近幾年數字經濟的發展，首先是基于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形成商業模式，利用收入的增長推動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提升。我國不僅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更應成為產業鏈條效率最高、應變能力最強、最具生產力的生產基地和創新大國。把消費能力轉化為生產和創新能力，是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基本著眼點，也是“國內大循環”的一個基本含義。

三是在創新居于前列、科教資源豐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內地一些城市，像當年建立經濟特區一樣，創辦高水平大學教育和研發特區，突破現有體制機制政策的不合理約束，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管理、資金籌措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

四是對外開放應謀劃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舉措。在國際上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在國內要防止狹隘民族主義，面對卡脖子、脫鉤的壓力，要利用好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以更大力度、更聰明的方法推動開放，對國際上的某些勢力形成有效制衡。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打出“三個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這張牌，實際推進難度很大，但要站上制高點，爭取國際博弈的主動權。要在全球化的理念和規則制定上走到前面，至少爭取道義上的支持，在博弈中處于有利位置，對全球開放發展起到引領帶動作用。

當前，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國仍處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但“黑天鵝”式的挑戰也會不期而遇，如疫情沖擊等。這些挑戰有很大不確定性，既會帶來困難和壓力，同時也蘊含機遇。比如抗擊疫情中所顯露的一些漏洞，也將推動公共衛生管理體制乃至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革。能否把挑戰轉為機遇，關鍵在于能否調動起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創造力，尤其是科技人員、企業界人士和各級政府官員的企業家精神。這方面如有大的進展，就能激發出全社會巨大的增長潛能，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中國進入創新驅動的現代化征途。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日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我國經濟已經逐步恢復、進入常規增長軌道，因此宏觀調控政策應相應調整。在新發展格局下，“結構性潛能”應擔當主角，形成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為龍頭，以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為主體、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的“1+3+2”結構性潛能框架，即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同時，充分發揮基層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全社會巨大的增長潛能。

關鍵詞：激發結構性潛能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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