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石耀千春

2023-08-05 07:52:38來源：檢察日報

原標題：此石耀千春

(資料圖)

秦《詛楚文》拓本

它上承金文，下啟小篆，字形結構與《石鼓文》相近，方正樸茂，筆畫勻稱；結體粗細不一，欹側多變；線條光潔勁挺，端莊流美，為今人了解漢字從甲骨文至金文至大篆的演變，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歷史信息。

戰國末期，秦楚爭霸天下，兩國勢均力敵，形成南北對峙局面。秦國為取得勝利，從三個方面對楚國采取謀略攻伐：一是在正面戰場展開軍事進攻，不斷蠶食楚國土地；二是通過外交手段，以連橫策略瓦解楚齊聯盟，翦除楚國羽翼；三是以“巫術邪法”，安排巫師在名山大川神前祭禮祈禱，歷數楚王罪孽、乞求神靈保佑、咒詛楚國敗亡，并刻文勒石埋于土中。其中最后一種，被后世統稱為《詛楚文》，與享有“石刻之祖”美譽的先秦《石鼓文》齊名，深受歷代學者矚目。

《詛楚文》相較于先秦其他石刻文字，內容最易讀易解，其大意是：秦穆公和楚成王當年通婚結姻，訂下子孫萬世毋相不利的盟約。如今，楚王違約，結盟諸侯伐秦，秦王因此遣使宗祝（官職名，職掌祈告祖宗及鬼神）到名山大川求告神靈，祈求讓楚國接受懲罰。所謂“詛”，就是“咒”的意思。秦楚相爭，最后以秦勝楚敗而告終。秦國戰勝楚國，與《詛楚文》自然毫無關系，其內容夸大不實、荒誕不經，但其奇譎詭秘的構成和演繹，卻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史料。

《詛楚文》刻石共三塊，字數稍有參差，文句首尾略異，內容基本相同，后人根據它們所祈神名不同，將它們分別命名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告亞駝文》。

《告巫咸文》石刻今存326字，有34字漫漶不可辨認，于北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年）出土于鳳翔（秦國都城，古稱雍城，今陜西鳳翔區）開元寺，“巫咸”為巫師的祖師。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任鳳翔府簽書判官時，將此石移至知府便廳，賦《詛楚文詩》并作序以紀，宋徽宗后又將它收歸御府。

《告大沈厥湫文》石刻今存318字，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年）在朝那湫（古稱雷澤，為伏羲出生地，今甘肅平涼市西北）旁為農民耕田掘得，“大沈厥湫”是水中之神。熙寧元年（1068年），渭州知州蔡挺將此石移至官廨。5年后，蔡挺升任樞密副使，調任南京（即宋城，今河南商丘市）御史臺，他攜石而往，藏于住宅。紹興八年（1138年），宋州知州李伯祥雅好古文，又移至官廨。

《告亞駝文》石刻，據元代周伯琦《詛楚文音釋》記載：它于北宋時期“出于洛（今正寧縣東約六十里處），亦蔡氏（蔡挺）得之，后藏洛陽劉忱家。”宋代董逌《廣川書跋》指出：“亞駝即滹沱。”但后人多有疑義，認為它是偽刻贗品。一是滹沱水在今河北，何以此石出土洛陽？二是洛陽并非秦地，怎會埋著秦國石刻？郭沫若先生認為，文中駝字從“馬”，寫法不古，因此斷言是偽作；而且南宋《絳貼》《汝貼》只收《巫咸》《厥湫》而不及《亞駝》，蔡挺得后也未將它同《告大沈厥湫文》一起帶至南京，顯然，宋人已然知道它并非真品。

《詛楚文》自北宋出土以后，因記載了歷代文獻中缺失的史實，所以受到后世文人的關注；又因它刻勒時代不見史書記載，故后世學者對此爭論頗為激烈，如宋代方勺在《泊宅編·秦詛楚文跋尾》、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秦祀巫咸神文》、王柏（魯齋）在《詛楚文辭并序》中，紛紛題詠、著錄、注釋、考訂，發表各自見解。現普遍認同《詛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懷王十七年（前312年）。此外，蘇東坡、黃庭堅、米芾等對《詛楚文》評價甚高，米芾在《自敘帖》中說：“篆最愛《詛楚》《石鼓文》。”董逌譽之：“書盡奇古，間存鐘鼎遺制，抑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文辭簡古，猶有三代余習，非《之罘》《瑯邪》可況后先，此其為可傳也。”明代何景明《觀石鼓歌》贊曰：“《之罘》《詛楚》幾埋沒，此石照耀垂千春。”

宋金交戰之后，《詛楚文》三塊石刻皆去向不明，原拓本也了無蹤影。因此，流傳至今的傳世拓本非原石原拓，均為北宋以后的重摹翻刻，以致個別文字在各拓本中顯現不同寫法，其中以南宋《絳帖》最具代表，系合并《巫咸文》《大沈厥湫文》而成的摹刻本，而《汝帖》則略有刪節。民國時期，《詛楚文》的刊印本較多，鄭振鐸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中亦收錄《絳帖》《汝帖》的翻刻拓本。

《詛楚文》在我國文字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它上承金文，下啟小篆，字形結構與《石鼓文》相近，方正樸茂，筆畫勻稱；結體粗細不一，欹側多變；線條光潔勁挺，端莊流美；用筆收放自如，其中收筆多呈尖狀，率意自然，風貌接近秦代小篆，為今人了解漢字從甲骨文至金文至籀文（大篆）的演變，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歷史信息，因而受到歷代書家的鐘愛，對研究先秦時期的文字和書法，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文字學價值和書法價值。（周惠斌）

此石耀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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