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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更平等了，人類更敏感了？從《漫長的季節(jié)》“爹味”爭議說起_熱點聚焦

2023-05-26 20:14:27來源：豆瓣  

從五一假期開始，相當一部分國內(nèi)觀眾的注意力被《漫長的季節(jié)》牢牢吸引。在豆瓣上，這部從1997年、1998年和2016年三條時間線出發(fā)講述東北往事的網(wǎng)劇在收官時評分高達9.4，這意味著它已進入“神劇”行列。

然而在最初的一邊倒好評后，輿論場中出現(xiàn)了“#漫長的季節(jié)爹味#”的批評聲音。批評者認為，《漫長的季節(jié)》對女性角色的刻畫不夠充分且存在諸多刻板印象，在濃墨重彩地渲染男性主角們的傷痛和友誼的同時，讓女性角色的傷痛隱沒于故事的背景，用“女性互害”取代女性聯(lián)結，即使這樣做會損害劇情發(fā)展邏輯。

《漫長的季節(jié)》中的女性角色美素、麗茹與巧云（圖片來源：豆瓣）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性別視角正在成為許多中國觀眾的文藝作品鑒賞工具。在《漫長的季節(jié)》之前，今年春節(jié)檔的三部熱門影片《滿江紅》《流浪地球2》《無名》都曾面臨女性角色刻畫乏力的質(zhì)疑。女性主義文藝批評思潮的出現(xiàn)，與當下一個重要的時代潛流密切相關：話語被認為具有維護和強化現(xiàn)實的強大力量，這會傷害到在現(xiàn)實中處于下風的弱勢群體，而我們對這種傷害正在變得越來越敏感。

平等的訴求

《漫長的季節(jié)》“爹味”批評的核心觀點是女性角色主體性的模糊與刻畫的他者化，它背后的重要主張是對“不平等”的敏感——90年代東北下崗潮的時代灰塵平等地落在了每一個人頭上，但劇情視角順滑地代入了男性命運，讓觀眾得以最大程度地與男性角色共情，與之相對的是女性視角的匱乏和觀眾與劇中女性角色的疏離。

這種對不平等的高度敏感雖然激起了不少劇粉的反感，但它已毋庸置疑是我們時代的一個心理特質(zhì)。在《敏感與自我》一書中，德國《哲學雜志》主編斯文婭·弗拉斯珀勒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人類文明進程伴隨著人們“對自我日益增強的懲戒和敏感化”。而要理解平等與不平等對我們在社會交往中的心理和行為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我們需要追溯人類的進化史。

《敏感與自我》[德]斯文婭·弗拉斯珀勒 著 許一諾 等譯理想國 | 上海三聯(lián)書店 2023-4

人類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三種社會組織形式，即人類出現(xiàn)以前的優(yōu)勢等級（這是在動物世界常見的社會組織形式，處于支配地位的一個雄性位于最高層，決定社群中稀缺資源的分配）、史前時代奉行平等主義的狩獵采集社會，以及等級制度分明的農(nóng)業(yè)與工業(yè)社會。英國學者理查德·威爾金森和凱特·皮克特在《收入不平等》中指出，在人類出現(xiàn)的20萬-25萬年間，人類社會在95%的時間里一直奉行平等主義。諸多人類學研究揭示了狩獵采集社會存在“反支配策略”，每當族群中有強能力者試圖掌握支配權，其他成員就會聯(lián)合起來反抗，捍衛(wèi)獨立自主。不平等的加劇是農(nóng)業(yè)社會的產(chǎn)物，更確切而言，是種植谷物后逐漸出現(xiàn)的稅收制度所導致的結果。

威爾金森和皮克特認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發(fā)展出了對不同社會環(huán)境的靈活適應性：

“在進化史中，人類曾經(jīng)遇到各種極端的社會環(huán)境，一端是推崇‘強權即真理’的統(tǒng)治階級主導的社會，另一端是充滿關愛、分享互助的社會。我們并沒有一勞永逸的適應某一種環(huán)境，相反，表達遺傳與進化出來的心理讓我們同時具備了兩種人性，可以根據(jù)所處社會系統(tǒng)的需要被觸發(fā)。”

這兩種人性的一種事關不平等，強調(diào)競爭和超越，另一種事關平等，強調(diào)協(xié)作、同情心和相互信賴。它們構成了人類動機和行為的兩股重要推動力量，決定了我們?nèi)绾卫斫庖粋€人的身份認同，特別是一個人的尊嚴是否及能否得到尊重。按照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這兩種人性也可被稱為“優(yōu)越激情”和“平等激情”。

《收入不平等》[英]理查德·威爾金森 等著 周媛 譯明室Lucida | 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 2023-4

“優(yōu)越激情”是民主時代以前等級社會秩序得以維系的根基，“平等激情”是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現(xiàn)代社會出現(xiàn)的強勁動力。進入近代，平等主義開始占上風，威爾金森和皮克特在書中援引人類學研究的觀點指出，狩獵采集社會所采用的那種反對支配、維持平等的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近現(xiàn)代社會運動的歷史先聲，“人們反抗獨裁，努力建設法治社會，尋求一種足以讓自身免受暴君和獨裁統(tǒng)治迫害的民主體制。”

敏感的自我

社會轉型與人類情感結構的變化相輔相成。弗拉斯珀勒認為，在工業(yè)化進程中，城市越來越大，人口密度越來越高，人們發(fā)現(xiàn)自己身處在一個到處都是陌生人的環(huán)境里，自我控制帶來的敏感性因此成為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潤滑劑。至18世紀，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提出，敏感性是每個人都有的能力。

弗拉斯珀勒將18世紀稱為“共情的世紀”。她援引歷史學家林恩·亨特在《發(fā)明人權》一書中的發(fā)現(xiàn)指出，18世紀中葉，以英國作家塞繆爾·理查森的《克拉麗莎》（Clarissa）為代表的書信體小說廣為流行，西方人被這種以第一視角講述的故事所蘊含的真摯、直接的情感世界所深深打動。書信體小說培養(yǎng)了人們與陌生人的命運共情的能力，在書信體小說的鼎盛時期之后，美國和法國分別于1776年和1789年將“人人平等”寫入法律，并非巧合。弗拉斯珀勒認為，在“敏感性文學”（18世紀感傷主義文學）的大力推動下，出現(xiàn)了一種關于人際關系的新感覺方式，成為人類文明前進的重要推手。與敏感性文學交相輝映的是，共情成為18世紀哲學家關注的重要話題，從大衛(wèi)·休謨、亞當·斯密到盧梭，都對此有長篇累牘的論述。

《克拉麗莎》（Clarissa）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擊碎了歐洲人對文明線性發(fā)展無限信心，同時也在心理學領域帶來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變——對暴力的感知從“計數(shù)”轉向了“講述”，受害者不再僅僅是那些喪失生命的人，也指那些幸存下來、但身體或心理遭受嚴重創(chuàng)傷的人，受害者對其體驗、震撼和夢想的講述越來越成為“受害者”的本質(zhì)（這實際上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重要出發(fā)點）。

20世紀70-80年代后，學界又出現(xiàn)一種把“創(chuàng)傷”概念的焦點從個人轉移到外部環(huán)境上的趨勢。受越南戰(zhàn)爭的影響，“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的概念出現(xiàn)，而人們對“創(chuàng)傷”的理解越來越主觀化——能夠觸發(fā)創(chuàng)傷的誘因不斷延展，大到戰(zhàn)爭、近親死亡，小至電影、小說或一個詞語，幾乎任何東西都能使人產(chǎn)生創(chuàng)傷。這也導致了“（創(chuàng)傷）觸發(fā)警告”（trigger warning）的說法如今在社交網(wǎng)絡上非常常見。歷史學家斯文婭·戈爾特曼認為，這一趨勢的發(fā)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受害者的確得到了發(fā)聲的權利，他們的痛苦在輿論場中得到了承認；另一方面，人們也越來越難以分辨怎樣的人才算是受害者。

圖片來源：圖蟲

時至今日，言說和揭露創(chuàng)傷已成為弱勢群體抗議結構性歧視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手段，全球反性騷擾運動讓我們再次看到了這種做法的強大力量——受害者公開言說自己的痛苦，可以使之成為共同的、公認的痛苦，進而推動社會變革。弗拉斯珀勒提醒我們注意，對弱者之痛苦的高度敏感，實際上源自現(xiàn)代社會人人平等之承諾應然與實然之間的落差，“正因為社會越來越平等，敏感性反而越來越被點燃。”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僅從經(jīng)濟維度去理解平等。福山認為，如果說20世紀的政治格局由經(jīng)濟議題界定左右光譜分布，那么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個光譜更多是由身份界定的，與物質(zhì)自利同樣重要的是，被邊緣化的群體對自身尊嚴得到公開承認有了強烈的渴求。在他看來，這是當下身份政治的核心。

文藝作品開始成為身份政治的重要戰(zhàn)場，在文藝作品中被長期邊緣化的弱勢群體對此越來越敏感，他們開始要求被承認，被更完整、更立體的呈現(xiàn)，否則就視之為對其的傷害。在梳理敏感性進程時，弗拉斯珀勒指出，學界的“語言學轉向”是當今的這種語言敏感性的一股推動力量。語言學轉向涉及一些可追溯到20世紀初的理論假設，“語言符號具有現(xiàn)實效果，即語言不單指向現(xiàn)實，還創(chuàng)造著現(xiàn)實。”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認為，語言中的符號（能指）與概念（所指）之間的對應是任意的，語言結構主要由成對的對立構成，比如“男人”與“女人”、“黑”與“白”、“上”與“下”。其后，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提出消解和重新思考語言的固定結構，他認為意義可以通過對符號的別樣使用而變遷。

美國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將德達的符號解構理論革命性地應用于性別問題，她在《性別麻煩》中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男人”和“女人”只要始終作為一對相對的概念出現(xiàn)，就會固定人們對性別的認知，性別因此不是“自然”的，而是“行事的”（performative）。弗拉斯珀勒分析稱，如果身份是由語言塑造的，那么按照這樣的邏輯，語言也可以破壞身份，或者從一開始就否認一些群體的身份，并在實際上剝奪他們的生存權。語言敏感性的出發(fā)點因此在于，如果語言在我們對世界、對自我的感知中發(fā)揮如此根本性的作用，那么我們必須改變語言——從措辭到敘事方式，讓邊緣化群體（比如女性）被看到、被認可。

《性別麻煩》[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 宋素鳳 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 2009-1

尾聲：共情注定有限，彼此理解是否可能？

以上構成了女性主義文藝批評思潮的智識背景。用弗拉斯珀勒的話來講，如今我們處于這樣的一個時代，“人們普遍提倡共情，提倡用回撤代替對峙，用敏感代替堅硬，用理解代替隔閡。”然而她認為，共情是有局限性的。

這種局限性既表現(xiàn)在他人經(jīng)驗主觀性的不可及——無論我們多么努力去采用他人的視角看待問題，我們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他人——又表現(xiàn)在過度共情會有喪失視角的危險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追求在一個敘事中面面俱到地顧及到所有人的經(jīng)驗、立場與感受，這個敘事可能就不再對事物有任何自身的看法。她援引弗里茨·布萊特豪普特在《共情的陰暗面》中的觀點指出，“人的客觀化”會導致“人的稀釋”，導致一種自我否定，“（客觀的人的）身份其實是‘沒有身份’，這種人通過失去或擱置自我而變得有能力去共情。”

在女性主義的范疇內(nèi)，共情涉及的另外一個核心問題是“立場理論”。根據(jù)立場理論，由于男性在父權制社會處于統(tǒng)治地位，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和想法是片面和反常的，處于從屬地位的女性在被壓迫的處境中，反而能對世界的某些領域發(fā)展出更客觀和深刻的看法。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正是女性主義文藝批評一直在激辯的論點。

弗拉斯珀勒認為，敏感性的提高固然推動了社會進步，但它并不天然等同于進步性，把敏感性美化和絕對化會使其成為退步性。這是因為，當我們過度強調(diào)敏感性時，我們給避免立場沖突造成的傷害（比如避免文藝作品中的男性視角對女性受眾的傷害）賦予了過高的價值，有滑向一種以鄰為壑、“我們VS他們”的身份政治的危險——我們不再相信不同的群體有跨越彼此的差異，發(fā)現(xiàn)共同點的可能。然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立場沖突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是有益的。如弗拉斯珀勒所注意到的，建設性的對話建立在“你”和“我”視角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共情和挑戰(zhàn)的交鋒的基礎之上。

圖片來源：圖蟲

在弗拉斯珀勒看來，18世紀至今，敏感性已被賦予了太多價值，是時候重提以尼采為代表的另外一種思想脈絡了——韌性產(chǎn)生于現(xiàn)實生活中所經(jīng)歷的傷痛，人能夠“從傷口中產(chǎn)生力量”：

“（敏感的自我）期待著來自世界的各種保護，卻不期待自主地去做什么，必須有針對性的加強韌性，這對于人們行使自主權至關重要……韌性（反抗力量）寓于藝術中，寓于人類的創(chuàng)造欲望中；韌性寓于語言泛指的失敗中；韌性寓于文明進程本身蘊含的古老的史前史中；韌性寓于每個人的脆弱性中，它是一個有待發(fā)掘的寶藏。韌性不是敏感性的敵人，而是敏感性的姐妹。它們只能一起掌握未來。”

（來源 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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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nmd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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